11月21日，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指导、丽泽商务区管委会、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1世纪金融发展（丽泽）年会2023碳中和年度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雷曜出席论坛并发表题为“市场化碳定价机制前瞻”的主题演讲。

雷曜针对如何在当前的市场约束和激励机制下，做好绿色金融这篇大文章，分享了三个观点。

首先，目前国际上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的迅速发展，为全球金融市场发展和配置绿色资源的能力提供了新的契机。

雷曜介绍，在G20、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国际组织以及各方面的支持工作下，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成立仅仅两年，就完成了两份可持续披露准则，包括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一般准则以及气候相关披露的准则。同时，欧盟委员会正式通过了首批欧洲可持续报告准则（ESRS），美国证监会也提出了相应的提案。国际上对气候学科信息的记录已经形成了比较高要求的披露政策。

雷曜认为，国际上不断完善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有利于提高环境、气候、社会相关风险信息的透明度，是规范金融市场发展、保护投资者的基础性措施，是防范道德风险的关键举措。此外，推动金融机构开展环境信息披露，有利于带动和促进实体企业或项目提高信息披露的治理，提高环境气候信息披露的强制性和规范性；有利于引导和促进全社会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以最快的速度、最少的代价实现能源系统的绿色低碳的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雷曜介绍，国际上普遍开展的环境气候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也是完善可持续定价的一个重要内容。金融机构进行环境压力测试是很有必要的。尽管单个企业很难测算十年甚至几十年以后温度上升0.1度或者1度各种场景下的经济损失，但如果每个企业能够记录下特定事件，如遭受特大暴雨所遭受的损失，那么未来气候经济学家就可以通过大量类似数据的积累，测算出更接近理论值的气候风险的损失函数，气候金融分析师就可以进一步测算出相应的金融资产的风险价格。

其次，雷曜认为，发展绿色金融，要兼收并蓄，做好中国版的可持续披露准则的研发工作。

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是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五大支柱之一。中国人民银行也编制下发了《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方案》《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金融机构碳核算技术指南（试行）》等指引文件。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生态环境部又出台了《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的实施方案》，提出可以根据绿色金融领域的工作需要，制定进一步细化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和指南。

雷曜介绍，在这一系列标准的支撑下，我国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绿色贷款余额和绿色债券余额分别在全球位列第一和第二。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全国市场已经有将近六成的基金经理、基金管理人发布了ESG基金产品，规模接近6000亿元，数量接近500只，绿色保险、绿色信托和绿色票据等资产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2023年7月，《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见》的出台，也意味着我国将从能源消费的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双控。这要求各类市场主体，包括金融机构在能源消费上具有更强的自主决策能力，而这也需要标准更统一明确，内容更丰富全面的环境气候的信息披露作为支撑。

在此基础上，很多市场主体呼吁中国版可持续准则要与国际标准积极趋同，以降低跨国经营和跨国投资的技术成本，有效应对潜在的贸易壁垒。

“趋同不等于等同，中国版可持续准则还应该彰显中国特色，服从中国法律的有关要求”。雷曜说。

最后，雷曜提出，要积极利用数字科技，完善绿色金融市场机制，提高绿色投资回报的风险定价效率。

目前从全球看，各类企业、金融机构的ESG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都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相关的专业人才，也缺乏编制经验和数据基础设施。降低可持续发展信息的披露成本，提高披露效率，既要依靠第二方、第三方的评估机制，设置过渡期的制度性安排，更要强化数字化的科技赋能，加强可持续披露工作的数字化、标准化和智能化。对此，雷曜建议，第一步，可以探索在供应链碳足迹管理，报告编制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整体数字化的水平；第二步，可以强化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的分类标准建设，并内嵌各类金融产品的设计和市场定价。

例如，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浙江湖州的“绿贷通”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上述两大功能。这个平台通过批量采集电热器煤油的能源数据，可以一键生成全市2万个企业的碳排放信息，已经覆盖了全市生产端的80%的碳排放。

“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要依靠市场化合理定价的机制，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资金等要素资源，而不能简单地将传统行业当成低端产业，一关了之。要通过市场化合理定价机制，推动工艺技术装备的升级，实现绿色低碳转型。”雷曜说。